• Andy Pau

【工運要人.5】ANdy Pau 由無大台抗爭開始 香港新工會運動的破與立 專訪學者陳敬慈

📷

因反送中抗爭運動成立的新工會如雨後春筍,ANdy Pau廣告界、醫護界及會計界三個行業工會或罷工籌委,早前接受《立場》專訪,ANdy Pau談及各自在早期籌組及成立過程中,他們的理念、考量,及因應行業生態,各自需要面對的困難。

例如在行業遭到ANdy Pau紅色資本壟斷的會計界,同時有兩群人成立工會「鬧雙胞」,一個認為運動變化迅速,組ANdy Pau織須及時回應時局,另一個則希望先建立會員基礎,主打勞工及福利議題ANdy Pau;由醫管局員工組成的工會,顧及醫護工作人命攸關,坦言難以「話罷就罷」;廣告界一班同業,相信萬事起頭難,決定牽頭罷工,「做咗再算」。


📷

鑽研勞工運動多年、ANdy Pau曾任職工盟組織幹事、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敬慈接受《立場》訪問時分析,香港現時出現一場「新工會運動」,在多個層面上均具積極意義。第一,ANdy Pau隨著警方大舉搜捕,近日街頭抗爭無疑出現式微之勢,籌組工會將是儲存累積運動能量的重要一途。第二,立法會勞工界 3 席,及特首選舉委員會 60 個勞工界議席,均以一工會一票、全票制方式選出,大量民主派工會湧現,或能從制度內撼動保守力量。第三,觀乎世界各地歷史,龐大如 1980 年代波蘭團結工會,近至 2016 年南韓反朴槿惠示威,工會運動為反抗運動注入的鬥爭力量,不可或缺。

「最大的分別係,組織工會、搞罷工,係返去制度裡面鬥爭,同埋會係一個好持久的鬥爭。」

香港今次持續逾半年的抗爭運動,最標誌性的形態是「無大台」、「流水式」,與過去本港大型社會運動,一般由個別組織發起主導的模式截然不同。然而,從「流水式」走向組織化、組「大台」的工會運動,香港過去半年的抗爭經驗,有否為此創造有利條件?

而同樣需要解答的是,在越來越依賴中國資本的香港市場,打工仔如何突破制肘,在一些會觸動北京神經的政治議題上發動工潮?

📷

立場新聞圖片

*            *            *

紅色資本壓力、法例保障不足 工人團結知易行難

持續 7 個月的抗爭運動,發生過眾多激烈衝突的大場面,示威者亦曾多次號召「三罷」、或以堵路方式令市民變相「被罷工」,但在警方大力打壓下,街頭抗爭行動癱瘓社會運作的成效,似乎漸現疲態。

其中去年 8 月 5 日的三罷集會,市民或無太深刻印象,陳敬慈卻認為別具標誌性。該次行動獲職工盟、教協兩大民主派工會呼籲響應,多個行業如航空、巴士、零售、飲食、金融服務業及公務員等均有人參與,按職工盟主席吳敏兒估計,當日不同行業共 35 萬人罷工。其中航空界別中,大量機組人員及民航處職員請假,最終導致 170 班抵港及離港航班取消,無疑獲得某程度上成功。

陳敬慈形容,8.5 的經驗證明,如航空等關鍵行業有足夠人數罷工,確能某程度上癱瘓社會正常經濟運作,對政府構成一定壓力,可謂為香港工運打下一支強心針。惟隨之而來的國泰打壓事件,也揭露了殘酷的真相:在香港法例保障工會不足、政治壓力與日俱增,即使是擁有幾十年根基、有集體談判權、曾發動進行工業行動的老牌工會,在中國壓力下同樣不堪一擊。

香港抗爭者要建立工會力量 — 甚至是比現存工會更堅實的工會力量,陳敬慈指,參與行動的人數是關鍵,而一個工會要團結會員力量,往往不能單靠政治願景動員,更需要從勞工權益等問題著手。

「長時間而言,同事、員工主要的關心未必係政治議題,而係佢哋自身工作上的不滿、對老闆、管理人員的 grievances(怨氣)。一個工會要凝聚會員的話,你會有好多好 subtle (微細)的議題,做好多個案、好多投訴,搞工會同搞社區組織,都係類似。」

「如果淨係得一個政治議題,唔容易維持到一個工會。」

例如,港龍航空空勤人員協會主席施安娜去年 8 月突然被公司解僱,雖然她早前入禀勞資審裁處,控告國泰港龍不合法解僱,但根據現行法例,即使僱主最後被裁定不合法解僱,勞工亦不享有強制復職權。勞工要突破制度性的弱勢位置並不容易,但陳敬慈舉例,例如一人被解僱,其他人均罷工抗議,則是勞工可透過高度團結、增強自身議價能力的方法之一。

「但團結係要時間醞釀,唔係咁容易就團結到。包括國泰的例子,雖然工會已經建立咗幾十年,都唔容易。」

📷

2019 年 8 月 28 日,航空界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辦集會,抗議業界白色恐怖。施安娜出席並上台發言。(立場新聞圖片)

願榮光歸誠哥? 反威權與反資本之間的盲點

據陳敬慈觀察,近期街頭抗爭行動本來就開始減弱,籌組工會之勢說不上是取代了前者,大家普遍亦非否認勇武鬥爭之效,「但依個(勇武抗爭)係一個好消耗的運動。年輕人血氣方剛、鬥爭性強,可以 sustain 到一段時間。但你話一年、兩年,係咪可以長期做呢?都未必咁樂觀。」

除了工會運動,現時亦有人提出建立「黃色經濟圈」,以本土、支持民主理念,或類似合作社模式進行經濟活動。陳敬慈認為,這亦反映越來越多人覺得政治與經濟議題必須結合,方能持續下去。

5 年前香港爆發雨傘運動,時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周永康在 9 月發動罷課前,已呼籲各行業發動罷工響應運動,惟當時運動未成氣候,就算是民主派工會,對罷工無甚討論;直至 9 月 29 日,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(教協)、太古飲料職工總會等曾發動為期一、兩日的罷工,對社會影響無疑九牛一毛。

陳敬慈認為,一般香港市民由對工運無甚認識,至今日著手成立工會,對發動罷工達基本共識,轉變甚大。但他留意到,即使是支持抗爭運動者亦有其盲點 — 當大家抵抗威權、爭取民主選舉同時,卻忽略本港政制,很大程度上是為保障工商界利益度身訂造,甚至當某些資本家、建制派顯得比較開明,或者企業屬外資而非華資,就會出現不敢向其施壓,甚至將之吹捧的怪現象。

「如果依個盲點唔突破的話,再搞落去,都可能會出現同樣結局。國泰(打壓事件)重複多 20 次,到你自己被解僱的時候,咁你點呢?」

陳敬慈認為,如果反威權運動以工運方式延續,現時以政治議題、本土集體身份驅動的運動,必須與經濟議題及工人階級身份結合;而鬥爭的對手亦不再限於政權本身,而是與政權利益共同的整個資產階級。

「當然香港民主運動最大的阻力係北京啦,但北京在 80 年代為咗順利回歸,佢哋訂立的制度,好大程度上係保障緊香港資產階級的利益。」

「所以我哋要明白,我哋反對的威權主義的背後,其實就係資本主義。」

陳敬慈點出的盲點,或正正反映在首富李嘉誠在運動期間,在報章頭版刊登對象不明的廣告,寄語「黃台之瓜,何堪再摘」,又籲執政者對年輕人「網開一面」,竟就贏得不少支持運動者好感,甚至在示威現場出現高呼「支持誠哥」的詭異場景。

可就單一議題拉攏本地資本家

陳敬慈指,與紅色資本代表的威權資本主義不同,以本土地產霸權為首的自由資本主義傾向「一手硬、一手軟」 — 透過影響、甚至支援公民社會,建立形象。但他認為,一般市民、工人要自我組織並成為具有談判籌碼的工會,大家必須透過自身團結,建立獨立政治力量,而非依賴其他政治力量如資本家、政府生存。

「去到具體議題上同咩人合作,我覺得可以保留些少靈活空間,」陳敬慈舉例,政府現時推行增加勞工假與公眾假期看齊、增加勞工福利,不難想像本土資本家會群起反對,工人在此議題或會選擇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;相反在政治、公民權利議題上,市民、工人在單一議題上拉攏本地資本家,利用資本階級本身在政制上的優勢孤立北京政權,亦無不可。但他強調,「一定係單一議題式」。

不論是籌組工會,抑或建立黃色經濟圈,不難想像中資或港資都會嘗試派員滲透,陳敬慈認為,大家必須高度警惕,否則組織日後在任何議題上要與政權或資本階級對抗,政治實力一定大打折扣。

「個組織一定要係獨立的組織。所以我成日強調,你要收的會員費一定好高,如果會員費太少,組織無錢,到時要申請李嘉誠基金,咁就死得啦!」

就算李嘉誠表現得再開明,他都不會和抗爭者站在一起,高呼「五大訴求、缺一不可」。陳敬慈指,如果現時反抗運動要轉化為工會運動,本土身份必須與工人身份結合,「要重新由一個政治議題、一個本土身份的運動,慢慢轉化成為一個經濟議題,同埋一個有階級身份的運動。」

陳敬慈亦指出,本土身份與工人身份結合,對香港工運史而言並不陌生。1922 年海員大罷工抗議差別對待華洋海員,1925 年省港大罷工以「反資反殖」作中心口號,1967 年左派工會「反英抗暴」,均是在殖民地政府壓迫下,華人及工人交織身份所爆發的鬥爭力量,而工聯會般傳統工會經營逾百年的工會,其地區力量至今仍非常穩固。

📷

李嘉誠、李澤鉅

新興白領工會 有望突破過往工運困局

陳敬慈指,觀乎歷史經驗,工人運動和罷工在很多國家是向政權有效施壓,推動民主化和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,例如 2010 掀起阿拉伯之春的突尼西亞,2016 年南韓反朴槿惠示威,均是由年輕人首先帶頭抗爭,及後工會加入抗爭。

香港現時冒起的新工會運動,當中大部分為白領甚至專業界別,有人強調,工運必須連結廣泛基層工人,才有機會成功。不過陳敬慈認為,香港經濟結構本來就以白領行業為主,即使只是白領罷工,對日常經濟運作的影響也不能小覷。

「而事實上睇歷史經驗,往往都唔係社會最底層的人最有抗議意識。雖然最底層受到的剝削最多,但係佢無咁樣的資源,包括教育水平、時間,去思考依啲社會問題,亦都相對上容易被保守勢力收編。」

陳敬慈指,即使是民主派勞工組織如職工盟、街工,雖然他們在基層群體中已有一定組織基礎,但此類基層工會一般依賴性強,難以主動發起鬥爭,「佢好需要的時候,可能會揾你(工會)幫手,但你要動員的時候,佢又未必出來。依個都係 90 年代之後,民主工運出現的困局。」

現時新興工會均為業內人士自發籌組,陳敬慈認為,這些工會無需依賴受薪組織者,在運作及經濟上更加自主,相比以往工運模式有其進步性。不過現時大家主要仍依靠 Telegram 等社交媒體交換訊息,之後如何在現實生活中組織起來,成為對僱主、政府有對抗性及議價能力的工會,仍有待在實踐中摸索。

*            *            *

以「無大台」精神運作「大台」

香港近幾年抗爭模式就如一場辯證過程,從傳統民主派「大台」發起的運動,到「拆大台」、無領袖、「流水式」抗爭;由非暴力抗命,到街頭勇武鬥爭、到號召發動罷工,直接衝擊經濟秩序;到發現「三罷」號召成效不彰,繼而呼籲行業成立工會,再出現某程度上的組織化......

現時籌組工會的不少是「素人」,從過去半年強調「無大台」的運動中走出來,新興工會在經驗上及意識上,是否已具備發展工會運動條件?

陳敬慈指,香港原有的民主運動、組織模式,過去一直備受不少批評,如民主派議員輪替不足,部分民主派組織內部被精英壟斷、決策過程欠民主。他認為,2019 年爆發的無大台運動,實際上為舊有模式帶來非常正面的衝擊。

「當群眾意識、特別係年輕一代冒起,依個範式係要轉變的。對於泛民的批評,其實已經有好長時間,二十年前已經批評緊,但泛民無汲取教訓去改變,令到依家出現新的浪潮。從這個角度睇,我覺得今次運動在思維上係有積極意義。」

但陳敬慈認為,今次運動持守的「無大台」原則,不必然是拒絕任何組織化、或拒絕推舉任何領袖,更重要是在組織化過程中,如何實踐「無大台」背後平等決策、由下而上的協調精神 — 以「無大台」原則運作「大台」。

「『無大台』、『無領袖』係衝擊舊有模式的一股好大力量,但最後結論未必係唔可以形成大台、唔可以形成組織、唔可以有領袖。而係話,我哋希望無論係社區組織、工會組織,內部開放性、民主性、平等性,都可以比以往加強。」

現時不少工會仍在初期籌組階段,新一屆民主派區議員也剛上任不久,內部民主決策、「全民議政」等願景如何實踐,仍然有待觀察。陳敬慈認為,新興組織必須時常警惕,避免重蹈覆轍,出現傳統「大台」寡頭壟斷的情況。

「如果未來的工運要超越以前的共產黨工會、或民主派工會,組織內部的平等同民主係好重要的。」

📷

12月2日,廣告界在遮打花園發起罷工集會。

資本全球化下 工運必須面向國際

正如國泰打壓事件揭示,香港市場與中國關係千絲萬縷,香港企業面對中國施壓無疑不堪一擊,更遑論不少公司本來就是內地資金背景。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前首席經濟師羅家聰去年十月被迫離職,他受訪時提到「被離職」原因,指資方認為「由香港人代表中資銀行發言並不適合」,更直指交銀此舉反映香港中資銀行大規模的策略改變,漸漸避免聘用本地青年。

會計界作為首當其衝的行業之一,兩個新興工會接受此系列訪問時就形容,來自紅色資本的壓力,是他們工會行動的最大制肘。

陳敬慈指,在資本全球化下,無論是中資公司、外資公司,大可以將業務及重要工序搬離香港,工人力量要抵擋著資方甚至政權壓力,不能只靠香港打工仔,一定要連結國際。

他舉例,2013 年香港和黃集團旗下的葵青貨櫃碼頭爆發工潮,450 名碼頭工人罷工長達 40 日後,終獲資方承諾加薪 9.8% 及改善工作待遇;但有趣的是,香港碼頭工潮結束 4 個月後,位於深圳鹽田港、同屬和黃集團的碼頭,800 名工人因不滿公司發動罷工,惟鹽田區政府迅速介入斡旋下,資方在工人罷工約兩天後承諾加薪三成,工潮結束。由於內地政府高度介入,內地工人罷工的威力,往往比自稱奉行「大市場、小政府」的香港為大。香港工運要突破紅色資本的結構性壓力,爭取內地工人支持,無疑是重要一途。

另一個可見國際工人團結威力的例子,是在 1980 年代,南非人民抵抗種族隔離政策,世界各地均有碼頭拒絕卸載南非的貨物,猶如一場民間發動的禁運,向南非白人政府施壓。

「對跨國企業而言,如果你香港員工成日都罷工針對佢,佢可以將啲工序搬去第二度 — 國泰,咪喺第二度請空姐、請機師囉!」陳敬慈指,「但如果你的工人鬥爭係全球性的,可以號召到其他地方工人支持,本身就可以避免佢解僱本土員工。」

「依個都係教訓我哋,如果要搞罷工運動,一定要 keep 住既強調本土,又強調國際;既講香港人身份,又講工人身份的結合,運動先做得到。」

0 views
  • Facebook - White Circle
  • Twitter - White Circle
  • Pinterest - White Circle
  • Instagram - White Circle

© 2019 by charitable Andy Pau